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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頭士

1963年的秋天,一場來勢洶湧的“流行病”迅速地蔓延了英國和整個歐洲大陸,並波及了美利堅的土壤。這場瘋狂的、歇斯底里的“病”在歷史上恐怕也很難重演,它的名字是——披頭士。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英國處在終於克服了自1939到1946年長達八年的二次世界大戰的武裝動亂給國家經濟帶來的巨大的損失。這種經濟上的革新給英國社會帶來了普遍的改變,並在六十年代迅速蔓延,從地理上到人口上,從政治到流行文化,幾乎沒有人逃脫這場巨大的社會動盪。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工資增加而消費成本相對下降。一個最好的例子是一個普通英國家庭的冰箱擁有率——從1956年的8%增長到了1962年的33%,到1971年更是攀升到69%。 “省勞力電器”所有權的增長也使得人們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投入到興趣愛好和社交活動中去。

戰爭給人們生活造成的陰影蔓延了太長的時間,而這個新興的消費社會終於見到了黑暗隧道盡頭的曙光。增長的工資使得日以繼夜只為謀生的勞動強度大減,而人們除了生存需求以外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他們想娛樂,也想“有錢娛樂”。這最終導致了巨大的“娛樂市場”的形成。

購買力的提高不但提升了消費水平,也使得階級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新興的英國年輕人群體終於有能力滿足自身對娛樂的需求,並且張揚他們對“維多利亞式道德觀”的摒棄態度,推動一個更為觀念自由社會的構成。在這樣的環境下,個人有更多的能力通過音樂這一媒介宣揚自己,這也成為了一個“商業化的流行文化”的關鍵部分。

新的媒體形式給了披頭士的流行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他們蔓延到了各大電視熒屏前,和各大報紙的版面裡,他們的音樂更是通過廣播在全國范圍內播放。他們的造型,尤其是髮型,給他們帶來了很多追隨者。他們的坦誠的、熱愛玩樂的態度和自我謙虛的心態中和,形成了一種難以阻擋的魅力。歸根結底,他們拒絕妥協的風格和挑戰權威的態度被自信而機智地表達出來,在英國年輕人群體中產生了極大的共鳴。與其說他們打造了潮流,不如說他們就是潮流。

披頭士受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嬉皮文化的影響,他們反對越戰,倡導和平和自由的愛情。毒品和流行音樂是這場運動的心臟,而披頭士運動的高潮是1967年的“酸夏天”,以及被Jimi Hendrix(美國音樂人)視為頭條大事的1969年的Woodstock音樂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也見證了好幾場人權運動的誕生:小眾群體為平等權利而鬥爭,如男性/女性同性戀者,以及女權主義者,更不用說聲勢浩大的黑人權利鬥爭運動,包括符號性的Malcolm X和Martin Luther King。黑人的文化解放極大地影響了披頭士,他們從黑人音樂家Roy Orbision, Chuck Berry和Isley Brothers處獲取了音樂靈感。

1967年的專輯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不是披頭士唯一一張廣受關注的專輯,卻是在流行音樂革命中地標性的一張專輯。它是第一張“概念專輯”——歌曲不再各自為營,而是作為一個大的整體的結構性部分而存在。受 這張專輯影響的著名的“概念專輯”包括Tommy by The Who (1969), 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Spiders from Mars (David Bowie, 1972),以及Dark Side of the Moon (Pink Floyd, 1973 ). 這張專輯同時也把歌詞應在套筒的背面,形成一種小說化的創意點綴,目前已經被各種音樂專輯採用。
另一個在英國音樂史上最成功的樂團是皇后樂隊(Queen) ,他們也受到了披頭士的影響。正如吉他手Brian Mary曾經說的:“披頭士是我們的聖經。我必須承認,披頭士真的把太多的事情做得恰到好處。”

正如之前所言,披頭士就是潮流本身。他們隨著時間而變遷,不僅改換了著裝和髮型,他們的歌詞也隨之變遷——這也是他們長時間流行的關鍵原因。從1962年到1965年,他們創下了令人震驚的記錄:100首錄製的歌曲重有86首是關於愛情的,而沒有一首是關於社會批判、不公、政治話題或者不滿情緒的。既擔心自身風格變得陳舊,也受到Bob Dylan的抗議風格歌曲帶來的情感反應的激發, 這些“反動革命”者自1966年開始走向他們聲譽的頂峰。隨著Revolver專輯中Eleanor Rigby的歌曲的發送,他們公然抨擊毫無意義的舊維多利亞時代的、上一輩人的社會道德觀。

在1967年,Magical Mystery Tour專輯重的歌曲The Fool on the Hill批判了某些很快地將他人定義為傻瓜,而自己卻無法達到理想狀態的社會群體。公開炫耀他們嗜藥已經是司空見慣,而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專輯中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一歌更是描述了在LSD(迷幻藥)或者大麻的影響下產生的詭異畫面或者非理性的思考邏輯。披頭士對性解放運動的引用更是據稱影響了1976年關於墮胎和性犯罪的法案的簽訂,這一法案使得墮胎合法化,並且終止了對同性戀行為的起訴。

這些似乎聽起來還不夠有說服力,但是披頭士毫無疑問是音樂的“英國化”的重要力量——他們的音樂激發了世界各地的人學習英語的動力,這些人努力學英語為的是能更好地理解披頭士的歌詞並且能跟著一起唱。

當John Lennon將自己的樂隊描述成“比耶穌基督還要流行”時,他已經不僅僅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披頭士達到了一種奇特的、極高的精神層面。當然也與此同時限制了他們未來的革新。

儘管披頭士本身的革命帶來了後續很多年的,因他們而起的後繼者流行,再沒有人能達到“披頭士流行病”的巔峰。他們的黃金時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對英國來說是具有決定性的一個十年,不僅僅在音樂史上,也在整個英國的流行文化史上不可取代和復制。

在樂隊活躍的時期裡,披頭士一共銷售出了四億多張專輯,如果算到今天將是大約十個億。他們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樂隊,但是他們對更大範圍的社會的實際影響卻是不可度量的。

王多佲

譯者 – Ritz Wu